“漏网之鱼”或许是“卓越”之源  
——从《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学科真的那么重要吗》一文说开来  

在管理上，无论是科技部门还是高校，都切忌奉行“学科中心主义”，而要以“问题导向”的大领域、大方向为区块，整合学科集群，发扬个体优势，互相取长补短，在协同合作中追求学科整体卓越。

在出台一些有关学科的政策措施时，不应僵硬地“一刀切”，要适当留有空间，让弹性和柔性发生边际效应。

■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王义遒
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在《中国科学报》2019年11月27日7版发表了《“‘双一流’建设，学科真的那么重要吗？》一文，就德国的三轮“卓越大学”计划如何看待“学科”以及对“集群”或“领域”的重视发表议论，质疑“双一流”建设中，“学科真的那么重要吗？”

对此，笔者深有同感。在强调“名不正，言不顺”的中国，笔者一辈子深受学科“桎梏”之害，因此想再发点议论。

笔者从事的研究领域被称为波谱学，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是通过无线电波研究物质结构与运动的一门学科，对物理学来说算是一门新的分支学科。

1960年，激光诞生，其基本原理可从波谱学和光学理论中导出，从而产生了一门新学科——量子电子学。

在苏联读研究生期间，笔者得到了比较完美的实验结果和系统的物理解释，发表了四篇论文，三篇在顶级物理刊物上，一篇在化学刊物上。不过，笔者从未考虑过研究的是物理问题还是化学问题，只觉得能提出和解决科学上前所未见的问题就好。

1961年，笔者回国来到北大。次年，在北大化学系徐光宪先生和中科院化学所钱人元先生的鼓励、支持下，笔者办起了核磁共振化学应用的讨论班，希望这个物理方法能在化学上得到广泛应用。

初回北大，笔者归属于新从物理系分出来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波谱学教研室。这当然完全对口，但研究方向并不被系主任所满意，因为当时无线电系属“机密”专业，应该为国防服务。笔者认为，可以用波谱学方法来研究国防所需的化学材料问题，而且当时还拥有国内第一台从英国进口的高级核磁共振波谱仪。不过，系主任仍旧觉得太间接，即使作出研究成果，发表在化学刊物上，对无线电学科来说也有点“名不正，言不顺”。

1963年，无线电系主体搬迁至北大昌平分校，与北大化学系、中科院化学所的关系就疏远了，波谱仪给了化学系，讨论班也不了了之。

波谱学要想既能为国防服务又符合“无线电电子学”的名分，一是做量子放大器，为接收远程雷达信号服务，但设备过于庞大，至今世界上只有个别射电天文台应用过，难以在防务上应用；二是做原子钟（频标），其基本物理原理出于波谱学；三是新发明的激光，具有极大的潜在国防价值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一切都规范化了。管理也向西方学习，讲究管理的科学化。但科学化虽好，在中国却极端讲究“名分”与“层级”。学科亦是如此。

我们波谱学属于什么学科？当然一级学科是物理学，二级是无线电物理学。但波谱学主要是一种手段，其服务对象起初是核物理和磁学，后来主要转向化学、生物，直至地质矿物和人体医学，然后再返回物理本身——凝聚态物理。而原子钟是测量时间频率所需的，其研究属于计量学范畴。

因此，单一学科包容不了波谱学的全部学术内涵。不过，这门学科方法与技术的改进确实主要依赖于无线电物理，说它属于物理学的三级学科比较合理。而且，它得与服务对象紧密结合才能取得最佳成果。所以，它又是一门边缘或交叉学科。

但是，管理上的归属问题依然存在。

1978年之后，北大物理系宣布波谱学仍属于物理系，波谱与激光应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。不过，无线电系不答应，称其是无线电物理的分支。

后来，国家教委（现教育部）又将无线电物理学划归“电子信息科学类”。于是，我们应属电子学系（由无线电电子学系更名而来）无疑了。但是，无线电物理的重点是研究无线电波传播等问题，我们被边缘化了。

不久后，国家教委专业目录干脆取消了无线电物理这个学科，波谱学只能归属于“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”，这就更边缘化了，在管理上成为不三不四的几不靠，至今仍处于这种模糊不清的边缘状态。